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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大学对“世界一流”执念太深、焦虑太重
2017-06-06     编辑:管理员   来源:新华网思客   查看:    字体:【

此前一千年,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,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国人都说,都全球化时代了,我们不能再沉默,一定要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,否则,会被日渐边缘化。面对如此宏论,我“欣然同意”,只是如何落实,实在心里没底。比如,什么是中国人“自己”的声音,如何“发出”,还有这“声音”是否美妙,都没把握。不提别的,单说“全球化时代的‘大学之道’”,感觉上便是危机四伏。

在西方,大学已经定型了,路该怎么走,大致已经确定。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,你可以发言,但说了基本上等于白说。而在中国不一样,你会发现,那么多读书人都愿意暂时搁置自己的专业,争相谈论大学问题,那是因为他们相信,大学问题还在自己努力的范围内,今天的“百家争鸣”,也许会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。

至于我个人,既研究过去百年的“大学史”,也关注“当代中国大学”。我心目中的“当代中国大学”,是着眼于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颁布之后,这15年中国大学所走过的路。我曾用了10个“关键词”来观察、描述、阐释这15年的中国大学。那就是:大学百年、大学排名、大学合并、大学分等、大学扩招、大学城、大学私立、大学改革、大学评估和大学故事。具体的我不想多说,就说一句:此前一千年,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,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;以后一千年,大学将继续展现其非凡魅力,只是表现形式可能会有很大变化。至于中国大学,仍在转型过程中,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勇敢面对。

“世界一流”的焦虑

当今中国,各行各业,最时尚的词,莫过于“世界一流”,可见国人的视野和胸襟确实大有长进。提及“中国大学”,不能绕开两个数字,一是“211”,一是“985”,而且都叫“工程”。在21世纪,培育100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学,这自然是大好事,可中国毕竟财力有限,于是政府做了调整,转而重点支持北大、清华等“985”工程大学。

其实,从晚清开始,中国人办现代大学,就是从模仿起步的。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,上世纪20年代转而学美国,50年代学苏联,80年代以后,又回过头来学美国。现在,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,几乎言必称哈佛、耶鲁,连牛津、剑桥都懒得提了,更不要说别的名校。俨然,大学办得好不好,就看与哈佛、耶鲁的差距有多大。在我看来,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“迷思”。过去,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,拒绝比较,必定趋于固步自封;现在,反过来,一切唯哈佛、耶鲁马首是瞻,忽略养育你的一方水土,这同样有问题。我常说,中国大学不是“办在中国”,而是“长在中国”。各国大学的差异,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,不是想改就能改,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。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,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,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,而不是忙着制定进入“世界一流”的时间表。

再说,“大学”是否“世界一流”,除了可见的数字(科研经费、获奖数目、名家大师、校园面积、师生比例等)外,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。北大百年校庆时,我说“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,北大现在不是、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‘世界一流’,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,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。因为,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,一所大学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,这样的机遇,其实是千载难求的”。我这么说,并非否认中国大学——尤其是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方面的很多缺陷,只是不喜欢人家整天拿“世界一流”说事,要求你按“排行榜”的指标来办学。

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“大学排名”,认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,弊大于利。排名只能依靠数字,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。以为读书人都讲“仁义礼智信”,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,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。即便是老实人,拒绝弄虚作假,可你潜意识里,着力于生产“有效的”数字,必定扭曲办学方向。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,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,环环相扣,不容你置身事外。在我看来,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、特立独行的可能性。好大学必须有个性,而你那些“与众不同”的部分,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。“趋利避害”是人的天性,大学也不例外。久而久之,大学将日益趋同。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,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。这就好像辩论比赛,裁判称,按照规则,去掉一个最高分,去掉一个最低分,其余的平均。这被抹去的“最高分”,可能是偏见,也可能是创见。当你一次次被宣布“工作无效”,不计入总成绩,自然而然的,你就会转向,变得日渐随和起来。当然,你也可以固执己见,可那就成为“烈士”了。

所谓争创“世界一流”,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,正使得中国大学普遍变得躁动不安、焦虑异常。好处是举国上下,全都努力求新求变;缺点则是不够自信,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。其实,所有理想型的论述,在实际操作中,都必须打折扣。所谓“非此即彼”或“不全宁无”,只适合于纸上谈兵。

今天中国,不仅仅是“开放”与“保守”之争,在“接轨”与“闭关”之外,应该还有第三、第四条路可供选择。全球化时代的大学,并非“自古华山一条路”,而很可能是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。如果连标榜“独立”与“创新”的大学,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,那就太可怕了。

“教学优先”的失落

我之所以对各式排行榜心存忌惮,很大程度基于我对大学功能的理解。在我看来,大学不同于研究院,即便是研究型大学,“教书育人”依旧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。学校办得好不好,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、专利、获奖等,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。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,有明显的精神印记,关注的是心智,而非专业技能。而所谓“心智”或“精神”,都是以人为中心,注重长时段的影响,而非一朝一夕、一时一地的表现,故无法落实到各种硬指标上。

自从有了“世界一流”的奋斗目标,加上各种“排行榜”的诱惑与催逼,大学校长及教授们明显地重科研而轻教学。理由很简单,教学(尤其是本科教学)的好坏,无法量化,不直接牵涉排名。不管是对教师的鉴定,还是对大学的评估,都是“科研”很实,而“教学”则很虚。其实,当老师的都知道,在大学里教好书,获得学生们的衷心拥戴,很不容易。我说的,主要不是指课堂效果,因为那取决于专业、课程、听众以及教师的口才等,更重要的是用心教书,对学生负责,以及真正落实教学目标。今天中国大学,教授们普遍不愿在学生身上花太多的时间,原因是这在各种评鉴中都很难体现出来。这是一个很糟的结果。我甚至认为,高悬“世界一流”目标,对那些实力不够的大学来说,有时不啻是个灾难。这很可能使得学校好高骛远,挪用那些本该属于学生(尤其是本科生)的资源,投向那个有如肥皂泡般五光十色的幻境。结果呢,连原本可以做好的本科教学都搞砸了。

这让我想起西南联大的故事。今天,大家都在怀念炮火纷飞中联大师生的“笳吹弦诵”。毫无疑问,这个生存在战争年代的大学,“生产”了很多著名人物,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、李政道,还有众多两弹一星的元勋。但请大家注意,联大校友中,理科方面的著名人物,绝大多数都留过洋。事实上,西南联大最大的“学术成就”,是成功的本科教育。

现在大家谈西南联大,有点过高估计了他们的学术水平。杨振宁、何炳棣都再三说,西南联大的学生到美国念研究院,比美国最好的大学一点都不差。这话有道理,但必须加注。当年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,和美国著名大学之间,是有较大落差的,问题在于,培养出来的学生,差距并不大。原因是什么?第一,大学经费有限,无力发展研究院,西南联大九年,培养出来的研究生,总数不超过一百,还没有今天一个院系一年培养的多。第二,因实验设备等实在太差,教授们没有能力从事专深研究——我说的是理工科。因此,无论校方和教授们,全都专注于本科教学。我翻查了很多史料,包括当年的各种教材、教师薪水表、图书馆资料、仪器设备,还有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等,确认西南联大的学术环境实在很糟糕。可另一方面,当一所大学的所有著名教授,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里面,这个大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,水平一定高。

回过头来,看日渐成为神话的西南联大,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故事。包括吴大猷教授如何发现李政道,扶上马再送一程。根据杨振宁回忆:“当时,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,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。”李政道则称:“他们看见有一个优秀的学生,都是全副精神要培养的。”为什么会这样?我的理解是,除了教书育人的共同理念,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,没能力大规模发展研究生教育,没条件强调学术成果,这一缺陷,反而成全了西南联大的本科教学。

而今天,中国的大学不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本科生身上,这是今天中国大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很多著名教授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,这其中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。比如,在大学里教书,只有论文或著作才能体现你的学术水平。加上很多不太自信的大学,会把每年发表多少论文作为一个硬杠杆,那就更促使老师们不愿意在本科教学上用心了。

所谓“教学”与“科研”可以互相扶持,且相得益彰,我认为,那是一种“理想状态”,缺乏实验数据的支持。确实有既长讲课又擅科研的,但即便是如此完美的教授,其备课、讲课及辅导学生,同样会影响科研工作——毕竟,我们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时。而更多的教师则是学有偏胜,或长于教学,或长于著述。假如我们认定,大学的核心任务是“教书育人”,那么,如何让长于教学的教师发挥更大的作用,而不是硬逼着他/她们去写那些不太管用的论文,是个亟须解决的难题。在我看来,大学教师的“育人”,不仅是义务,也是一种成果——只不过因其难以量化,不被今天的各种评估体系承认。

“提奖学术”的困境

我的基本判断是:中国大学——尤其是“985”工程大学,可利用的资源会越来越多,可随之而来的是,工作压力也会越来越大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们很穷,但有很多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,供你潜心读书做学问——那是最近三十年中国学术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。现在不一样了,诱惑很多,要求大家都“安贫乐道”很不现实。以后呢,收入还会逐渐增加,但工作会越来越忙,忙得你四脚朝天。我们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了的世界,但不一定非“随风起舞”不可。对于大学教师来说,单说“支持”而不讲“责任”,那不公平。我只是希望这种压力,不是具体的论文指标,而是一种“氛围”,以及无言的督促。现在都主张“奖励学术”,可如果缺乏合适的评价标准,奖励不当,反而徒增许多困扰。必须逐步摸索,建立一套相对合理的考核与评价体系。

我曾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撰文,提及中国的学术著作出版那么多,但绝大部分都是半成品。说“半成品”,意思就是,立意好,作者也下了功夫,但火候未到,还没打磨好,就急匆匆出来了。之所以“精品不精”,背后因素是市场的诱惑,剥夺了学者们本该有的从容、淡定和自信。以我的观察,最近三十年,好的人文学方面的著作,大体上有三个特征,第一,个人撰写;第二,长期经营;第三,基本上没有资助。强大的经费支持,对人文学者来说,不是最关键的,有时甚至还坏事。为什么?因为拿人家的钱,就得急着出成果,不允许你慢工出细活。目前的这套项目管理机制,是从理工科延伸到社会科学,再拷贝到人文学。延伸到社会科学,还有道理,最不适应这套管理机制的,是人文学。

现在提“奖励学术”,都说要以课题为主,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“重大课题”,我不太同意这一思路。如果是奖励人文学,我主张“以人为本”,而不以工程、计划为管理目标。原因是,人文学的研究,大都靠学者的学术感觉以及长期积累,逐渐摸索,最后才走出来的。还没开工,就得拿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计划,你只能瞎编。如此一来,培养出一批擅长填表的专家,学问做不好,表却填得很漂亮。而且,我们还以项目多少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。我建议改变现有的这套评价体制。

外面传说,北大有一个规定,两个人同样评教授,一个人有课题,一个人没课题,如果成果一样,那就应该给那没课题的。因为,没有政府的经费支持,还和你做得一样好,可见他的学术水平更高。这属于美好的误会,北大其实没那么“另类”。最近学校开会,还在提醒我们尽量争取课题。只不过,北大的教授们,确实不太愿意申请各种各样的课题,越有名的教授越是如此。我的建议是,允许学者不做课题,但出了成果,摆在那里,请专家鉴定,真好的话,你说吧,值多少钱,10万、20万、50万,你给我,我继续做研究,至于怎么做,我自己决定。在国外,也有这种情况,奖励你科研经费,后面的活,你自己做。这样的话,什么时候发论文,什么时候出书,我来把握。现在的状况是:按工程进度,一年或三年,必须结项,做不出来,你也必须硬撑,送上一堆夹生饭。对人文学者来说,每天忙着填表,不是好事情。

在《当代中国人文学之“内外兼修”》一文中,我曾谈及,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最大危机,很可能还不是在社会上被边缘化,在大学中地位急剧下降,而是被按照工科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“卓有成效”的改造。经过这么一番“积极扶持”,大学里的人文学者,钱多了,气顺了,路也好走了。可没有悠闲,没有沉思,没有诗意与想象力,对于人文学来说,这绝对是致命的。原本强调独立思考、注重个人品味、擅长沉潜把玩的“人文学”,如今变得平淡、僵硬、了无趣味,实在有点可惜。在我心目中,所谓“人文学”,必须是学问中有“人”,学问中有“文”,学问中有“精神”、有“趣味”。但在一个生机勃勃而又显得粗糙平庸的时代,谈论“精神超越”或“压在纸背的心情”,似乎有点奢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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